星空体育:苏联援华156项工程的前因后果
文章出处:本站 人气:发表时间:2024-02-28 12:40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只有12.6%。经过长期战乱,国家元气大伤,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国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5位。全国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居世界第9位。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而美国是27035万吨,主要石油产品均需进口。全国水泥产量只有66万吨,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全国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尚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
刺刀威胁下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宣告中国丧失了两千年来的优势地位,在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由此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
从1872年—1911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纪中,长期的政局动荡、战火硝烟、殖民掠夺,使工业建设举步维艰。而1948年国民党开始败退至台湾时,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
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大批最为关键的技术人才也去了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国重新开始了工业化征程,但这一次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采用的从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时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面临西方列强封锁的情况下,当时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便成为中国发展重工业的主要技术来源。
1953年-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尽管“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156项”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厂名用代号表示,厂址、产品都属保密范围。第二,与此相关,其他民用项目与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也处于保密状态。第三,有关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历史动乱中被销毁。第四,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企业的主管部门经常撤并,企业产品、厂址、厂名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原因,使得“156项”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说法很多,而且差别很大。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用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清晰的答案了。
确立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
1949年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中方以东北的稀有矿藏折价抵付。2月6日和7日,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总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毛泽东首次访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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